媒介化治理视角下县级融媒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提升路径

       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媒体以其优越的信息传播功能及社会动员能力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各级主流媒体通过引导公众舆论、提供服务平台、动员公众参与等方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媒介与治理的互动日益显著，媒介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从基层实践来看，作为距离群众最近的第四级传播媒介，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贴近基层的天然优势，参与县域治理有着扎实的根基。从顶层设计来看，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要求，“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媒介化治理理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

（一）媒介化治理的缘起

         媒介化治理理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媒介化理论、发展新闻学和新公共治理理论，是跨新闻学科与公共管理学科的融合理论范式。媒介化治理的核心逻辑根植于媒介化理论，是媒介逻辑嵌入社会治理维度的一种体现。媒介化的概念重点强调了媒介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深度影响力。温弗里德·舒茨将媒介化的过程概括为“沟通活动的延伸”“交流行为的替代”“日常传播活动的融合”和“行动者的适应”四个类型，意味着媒介化融入社会治理各要素中，从融合传播、沟通互动、公共服务等多角度进行参与。

（二）媒介化治理的本土化

        虽然媒介化治理的理念最初产生于西方，但目前国内对媒介化治理的研究，多是学者们基于中国制度基础及具体语境加以引入的，并非机械地将西方理论嫁接于本土情境。受到广泛认可的“媒介化治理”概念是2020年出现的，代表性的研究是闫文捷等人对两档电视问政栏目的分析。此后，媒介化治理在国内迅速成为研究热点，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媒介化治理的概念与理论内涵越来越丰富。

从核心议题角度分析，中国式媒介化治理的目标就是在解决媒介逻辑和治理逻辑冲突的核心议题中，发挥媒介在治理网络中的沟通协调、互动动员与凝聚认同的功能，提高治理的效能，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媒介参与治理体系。

         整合多项研究可以得出，中国式的媒介化治理是将媒介逻辑嵌入社会治理、在多元主体构成的社会治理网络中发挥媒介重要作用的长期过程，即通过媒介与政府、公众、社会组织中的一者或多方的协调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

        融媒体时代，县级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2018年9月20日，中宣部召开第一次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推进会，提出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三大定位：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从这三大定位中可以看出中央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功能的新期待，即通过与公众、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协作，将县级融媒体建设融入县域治理格局中，促成主体间协商对话。

（一）媒介与公众：主流舆论阵地凝聚社会认同

       传播是媒介的固有使命。从报纸媒介、广播媒介、电视媒介到互联网媒介时期，媒介一直以不同形态服务群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引领形成社会共识。20世纪90年代曾是县报创刊的高潮时期，为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问题，2003年新闻出版署、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发布文件，整顿报刊1452种，其中对此体会最深刻的就是县市报。据统计，当时在全国317家县市区报纸中，跨入市场门槛的仅有35家。整顿之后出现了县级党委政府传播阵地匮乏的问题，区县级媒体的萎缩甚至空白导致县域空间缺乏与当地群众黏附的中介，社会共识难以形成。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立，则为扩大群众认同提供了契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有了更广泛的渠道。报、台、网、微、屏全面打通，形成了广播、电视、新媒体并行的立体多样的传播体系。与传统媒体不同，融媒体时代，信息可快速有效地传达至公众，解决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公众参与度低的问题。同时，媒体与用户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连接互动有了更便捷的渠道。新媒体传播渠道开放评论区，鼓励群众对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这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多元化参与提供了新的可能。

（二）媒介与公众、政府：社区信息枢纽打通治理末梢

        社区是社会治理最基本的单元。社区信息枢纽的本质是建设基于地理社区的居民信息交流平台，通过对接本地用户日常生活场景、发布接地气的讨论话题，实现线上“网络社会”与线下“地理社区”的重合。

        大数据时代，社区信息枢纽的打造成为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嵌入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这是因为媒体平台不仅能够满足社区群众咨询需求，还能让本地政府由此收集社情民意，见微知著，基于此了解公众关注与需求。近年来，福建省尤溪县、北京市海淀区等县级融媒体中心将社区信息枢纽功能延伸到“数字乡村”“智慧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融合民事诉求、农事咨询、新闻资讯等多元化功能，重构社区居民生活方式，拓宽社区居民互动交流渠道。

（三）媒介与政府、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汇聚治理资源

        融媒体时代，各种商业平台、“自媒体”的加入使得媒介的数量和信息容量呈现井喷态势，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传播力的不足，但同时也给县级媒体功能的实现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建立与商业平台、“自媒体”不同的传播矩阵与服务形式，成为官方媒体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一县一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推出的。

各县市区的App平台各具地方特色，但总体上都具备新闻信息、生活服务、问政平台、在线政务、文明实践等功能。在新闻信息方面，既可以自上而下传达政策，也可以通过新闻评论、直播互动等收集公众意见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社会参考；在问政平台方面，搭建起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沟通的桥梁与渠道，助力社会矛盾的化解；在政务服务方面，连接县域内各办事部门，实现政务服务“在线办理”；在文明实践方面，为志愿者和志愿服务队提供发布、接收服务项目的平台，有助于将志愿服务社会组织纳入社会治理中，实现共建共治。利用集成化、体系化的媒介平台，汇总社会资源，聚合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等提供的相对分散的服务，实现媒介与两者的有效互动，让治理资源在此汇聚，公众所需信息、服务“一站式”满足。

（四）媒介与政府、公众、社会组织：舆论监督促成主体协商对话

      《全球媒介治理引论》一书中提到了“媒介善治”，指出媒介在治理中的角色有三：一是媒介对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与完善；二是媒介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与共治；三是媒介对超国家机构或组织的跨文化管理。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形式，电视问政体现的就是媒介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与共治。

        问政类节目是依托传统媒体或新媒体平台，由政府部门、媒体、公众或利益相关方围绕某些社会公共议题开展交流互动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媒体的监督功能，促进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提升，化解社会矛盾，进而达成善治的目的。电视问政这一方式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媒体开展市场化改革，各类报刊、电视节目力求摆脱政策“传声筒”这一单一的角色定位，分别探索出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舆论监督报道。

        2020年初，鱼台县融媒体中心与县社会治理服务中心联合推出电视问政栏目《聚焦》，以舆论监督方式推动问题解决，实现各类矛盾纠纷的闭环处置。舆论监督节目一方面使公众了解了公共权力的运行情况，鼓励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起到了伸张正义的作用，缓解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通过媒体监督，实现政府、公众、社会组织间的良好互动，成为媒体参与协同治理最好的表现。

       媒介化治理视角下的媒体治理效能提升

       县级层面媒介化治理的实践，更注重政府、公众、社会和媒介多方关系的调节，即借助媒介化技术和理念，实现社会治理各主体间组织、人员的协同，使各治理主体既能在自身负责的领域准确定位、各司其职，又能够协同合作、有效沟通，进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推动构建新型县域治理格局。

（一）连接公众：需求导向推动建强媒体治理平台

         媒介化治理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随着形势的变化，媒介的参与形式也要随之改变。从最初的动员群众、转播电视节目，将上级政策传达给基层群众，到后期的服务群众、自主创新电视节目，将视角从上级政府转向基层群众，县级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形式也在随着技术更新而改变。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实现了每一位基层用户的媒介普及。连接公众，首先要从公众的信息和服务需求入手。从内容生产为核心到服务用户为核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应坚持“受众本位”“用户思维”，克服对上的依赖性，杜绝以“传”为中心的传统思维，完成从行政角色向服务角色的转变。同时，县级融媒体平台建设应更突出本地特色，与中央、省、市三级主流媒体做好协同互补，立足自身优势强化内容生产能力，拓宽公共服务形式，从用户关心的政务和便民服务平台出发，通过分析用户需求与政务平台做好连接，体现融媒体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用户与融媒体实现价值共创、形成深度互动是建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有效路径。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充分发掘用户需求，提供与用户需求相匹配的信息及服务资源，用户通过体验和参与融媒体发布的内容和服务，从自身视角与亲身体验出发，发现融媒体在内容、形式和服务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反馈给融媒体中心，为融媒体重新“塑型”，通过这样的正向循环实现融媒体服务的迭代升级。

（二）妥善定位：认知改变推动协调联动能力提升

        政府、社会、公众均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媒体与这些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着社会治理效率的高低。媒介化治理的特征之一就是要认知媒介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因此妥善定位媒体角色一直是媒介化治理研究的焦点问题，也是媒体能否积极发挥其在治理过程中重要性的关键因素。

       从县级政府角度而言，要把县级融媒体中心视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平台。融媒体时代，只有实现基层社会的资源整合，促进政府社会连接沟通，才能有效应对基层治理复杂多样化的特征。而有平台、有技术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就是有效整合资源的载体。例如，2020年以来，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融媒体中心在县委县政府带领下，联合县大数据局将龙游通客户端打造成县域唯一一个综合智慧治理的数字化平台，融合全县资源，深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提升了县域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

         从公众与社会组织角度而言，要改变媒体“宣传部门”的单一角色定位认知，以沟通互动平台、社会治理中轴作为其新的功能定位，社区要发动群众积极运用媒体平台参与社会治理，企业可积极对接县级融媒体中心，扩大宣传覆盖面，并将其作为企业发展的新实践路径，进而创造新的增长点。

（三）转型升级：智库化转型推动治理方式创新

       智库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如果主流媒体不参与智库建设，而是依旧沿袭信息传播、平台工具的职能，势必会被边缘化，成为单纯的内容生产和服务方，在政策生产、供给、变迁等过程中缺乏话语权。

主流媒体办智库能有效串联起政策研究、咨询、评估、发布、传播、反馈等各个环节，打通政策实施全过程，通过媒体参与形成价值共创局面。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融媒体中心是国内较早开办媒体智库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十多年来策划研究了一系列适合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产品，展现了县级媒体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有效作为，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要建好并利用好媒体智库，需要从人员、资源等方面入手，使媒体参与政策研究、咨询、评估、发布、传播、反馈等各个环节，让县级融媒体中心真正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成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的起点。